創部主任張智仁教授專訪
薪火相傳 美麗時光
專訪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創部主任 張智仁教授
現職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特別助理暨院務委員
泳渡碧潭的少年
時間退行五十年,故事,要從一個體弱的少年開始。 今晚我們坐在夜闇的桌邊。由我們的眼中看去,靠坐在沙發上的張教授,一如我們認知中的,身形已然巨大威嚴。「我母親說,生我一個孩子,可抵過三個,」教授笑著,這樣回憶起他的童年。 母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。身為五十餘年前,臺北縣新店市一個小康之家的三子,媽媽照顧起他總是花上比其他兄弟更多的心力。那個傳染病仍然猖行的年代,許多孩子未可避免地染上小兒麻痺,張教授就是其一。「和上面兩個哥哥與下面的一個弟弟比起來,我母親花了很多精神在照顧我。」 依稀可以想見那樣的光景:公務人員之妻,為了貼補家用而自己做起生意,在繁重工作之餘仍要不時替生病的三子按摩病肢,處理病童偶爾任性的情緒,並且安撫其他三個孩子吃醋不安的心。教授回憶,他從來就是個免疫力極差的孩子,別人不生病就他生病,只要一感冒便發燒,一燒便熱痙攣。是以每當發作,就得叫三輪車或以自行車送醫院,過夜再回家。日子一久,教授的母親認為靠人無以完整地照顧孩子,遂把孩子的病痛分一部份到神明的手裡。 「所以我認了神明當爸爸,」張教授笑起來,「小時候母親沒有告訴我,印象中每到過年就得去拜好幾個地方,我一直不知道我的『爸爸』是誰。直到長大了他們說,我家旁邊斜坡上約一公里的地方有座廟,叫盤古公的,我這才弄清楚!」 母親的那份傳統,以全副心力及民間信仰護佑著孩子,教授至今十分感念。他覺得,是媽媽的堅持與對體能的嚴格要求,讓他的復健之路比其他的孩子來得順遂。張教授憶及,住在新店郊外的日子,不是爬山就是打球,跑步也練至百米十三秒的成績。「體力和腿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,因為不這樣就站不起來!」家門前有一湖碧潭更方便了,當時的少年常把碧潭當泳池,成天在潭裡嬉游,學會了游泳的各種花式。 幼年的疾病給張教授的另一個影響,便是從小確立了志向——「當醫生」。「我這個志願從來沒有變過,」他說,因為他知道自己能健康成長,多賴父母親的全力付出和兄弟間的包容。「哪像你們,都已經改過N次啦。」教授大笑。
年輕正當時,青春如歌詩
提起求學之路,張教授又有一籮筐的故事。 對四個兒子用心栽培的父母,從小學起,就打算把孩子們通通送進臺北市去。那時的新店,仍算是鄉下地方。「我媽說,你一輩子待在這裡,也不會有什麼發展。」於是撐持著往返城郊的交通費,考初高中的補習費,餐費及讀書讀晚了的消夜費,四個男孩全唸了當時臺北市出了名的古亭國小,接著大同中學,建中和附中。有了基本的求學路線,上大學後則讓各人朝興趣個別發揮。 當時的醫學系只有寥寥幾所,臺大,北醫,高醫和中國。教授憶及,居國內醫學教育龍頭地位且揹負著淵遠歷史的臺大,那一年,還是首次開放名額,讓外校的七年級學生進入臺大醫院,擔任實習醫師。彼時,張教授正結束階段性課業及見習課程,準備實習。 「我還記得,臺大醫院的楊思標院長給了其他幾家醫學院總共二十一個名額,且要求各校的前十五名才能夠申請。」當然,各家醫學院也希望留下自己的優秀學生,在經過一番爭取與協調後,張教授便和各校的前幾名醫學生,成為第一批打進臺大醫院的外校實習醫師。 初來,令張教授難忘的,是臺大師長對這批「外來者」的態度。在第一天簡介環境時,楊思標院長劈頭就說,「你們覺得,你們需要多少時間才能『catch up』(迎頭趕上)?」 時光久遠,現在這句話大概已失去了它的殺傷力;但在當時,它卻讓這二十一名外校的菁英學生吞不下一口氣。傲氣對抗傲慢,讓他們在臺大醫院裡加倍努力。「孤單」,是張教授為彼時的年輕心境下的一個註腳。「整個環境,師長,包括學長姊,都是臺大的,只有這二十一人不是。如果是你,心裡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?」 還記得,宿舍在景福館旁的醫護大樓,一排房間,日光燈整夜不滅,號稱「不夜城」。為了爭氣,有些同學早睡,有些同學晚睡,大家輪流起床唸書,燈光就這樣亮至天明。後來,輪訓結束的分組考試成績,每一組的最高分都被外校同學拿走。張教授說,這二十一人的總平均比臺大學生的總平均高出四分以上,這數字他永遠記得。「題目是你們出的,老師也是你們的,同時打成績及分數的是你們的學長姊,但考出來成績就是這樣啊。」因此,當外校生實習結束要離開前,楊院長又說了一句,「其實外面的學生並沒有比我們差,我們臺大真的要好好檢討。」次屆,外校生的實習名額遂隨之擴增。 張教授表示,在臺大實習給他最大的感觸,便是好的環境和好的資源,仍需要夠努力的人好好把握。「臺大的資源很豐富,要學什麼有什麼;同時擁有各領域的專家,再難的問題都可以去請教,但如果不用功、不好好學習,就什麼也學不到了。」
最混亂的時代,最好的時代
實習結束,張教授和少數幾位不用當兵的外校同學都已找好工作——申請到榮總當住院醫師。尤其,張教授選的是內科。誰知,一位師長的邀約動搖了張教授的決定,他印象深刻:「謝維銓教授跑來問我,要不要留在臺大工作?我問他,是哪一科?謝教授答『一般科』。」 對於這個沒有什麼概念的「新學科」,謝教授只給了他三天時間考慮。張教授於是回家諮詢父母的意見。 「臺大醫院有個很奇怪的科,叫做『一般科』,去的話就可以留在臺大做醫師;不過我榮總內科那邊都已經申請好了,如果去了也可以和同學互相有個照應……」 「當然是看你自己的想法啦,不過我們覺得臺大比較好啦。」 「怎麼說?」 「因為臺大比較有名啊,而且,榮總那邊都是『外省仔』欸!」 我們聞言大笑。那已是我們無以想像的年代,二二八的殘溫仍在,不少臺灣人餘悸猶存,直覺會被外省仔欺負。在張教授的想法中,他原先的計畫是先走一年臨床,接著就出國深造;假使留下來的時間不長,那麼去試一試,也是可以的。就這樣,張教授答應了謝維銓教授,進入臺大成為住院醫師,並且是打破以往的代訓名額制度,佔了正式的臺大醫師職缺。沒有想到,此一案例竟引起軒然大波——臺大的校刊上,有人寫著:「我們是需要外校醫師來幫忙做事,而不是來佔我們正式的位子。」為弭平紛爭,形式上仍需要一些認證才能令人心服口服。於是臺大的老師們出題讓張教授考試。試卷發下,張教授振筆疾書,答案甚至寫到紙背,讓來監考的曾文賓教授(即後來慈濟醫院院長)大喊,「好了好了,不要再寫了,你已經寫太多啦。」 一路波折,張教授終在臺大一般科正式展開了他的住院醫師生涯。入了心中的寶藏之地,生性積極的張教授也充份發揮他「到處和一和」的精神,把握任何請教和練習的機會。譬如在婦產科輪訓時,因在臺大本院不易遇到接生的個案,張教授便主動要求到婦幼醫院及北護分院的產科去實習,兩地每個月的接生數共六百例,「接生到想哭。」在臺大本院,則是多接觸不孕症及婦科的疾病。張教授當時正好跟到擔任總醫師職務的楊友仕醫師,值班時經常和他相處,和楊醫師建立了不錯的情誼,在感情良好的基礎上,楊醫師及其他資深的住院醫師便常帶當年的張教授一起開刀,「刀很多,」教授開玩笑道,「多到後來我跟他說:『我是一般科的,我以後不會再碰到這些了啦!』」 第二年住院醫師時,張教授跟到內科部心臟科及小兒心臟科的總醫師,因為交情好,對方也樂於教他心臟超音波,三不五時便放手讓他去做,以至於有老師還提醒張教授,「你是一般科的,不是心臟科的喔。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,張教授過去在臺大醫院及省立桃園醫院甚且放過五百多支胃鏡,純熟度超過某些胃腸科醫師,「其實,多做就能累積良好經驗了。」 那是最混亂的時代,卻也是最好的時代。相較於我們這一輩已在制度逐年完備的情形下接受訓練,張教授的住院醫師時期不啻是頁家醫科的開拓史,套句教授的話,「這裡攪一攪,那裡和一和。」但也因為這樣,醫師們的功力都紮紥實實,全憑一己奮鬥而來。 離開臺大,張教授應人力之缺出任省桃內科總醫師,彼時也得負責內科住院醫師的教學及照顧加護病房的病人;值此同時,每星期仍要撥出三個半天去社區群體醫療,並向戴東原教授、傅振宗醫師學習新陳代謝領域的知識。「所以我都覺得你們年輕人的loading(負擔)實在太輕鬆了!」張教授打趣,「常常有人問我,為什麼你有新陳代謝暨內分泌的次專科醫師資格,就是這樣來的,全因訓練過程中有著不同的際遇,其他如李龍騰醫師的感染次專科也是類似的情況,因為,學習的路上,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。」
南國,蔓生茁長的城邦
提到當年下來臺南、加入創立成大醫院的陣容,又是一段幾乎要引起家庭革命的故事。 其時正值張教授的前輩戴東原教授擔任成大醫院籌備主任委員,戴教授說,「老張,一起下去臺南吧!」張教授因是臺北出身,成家亦在臺北,所以需要考慮。戴教授再勸,「南部的醫療水準不好,需要一些人去把它拉拔上來;如果每個人都不去,醫療就不會改善及提升。能夠去臺南替民眾做一點事,難道不好嗎?」思前想後,老師的話,張教授聽入耳,但是要怎樣才能說服太太一起到臺南去呢? 於是,先斬後奏。現在外人聽來只像件久遠的家庭趣談,但時光若拉回現場,其溝通,拉鋸,妥協,想必是一陣驚濤駭浪。「那時的臺南在我們的想法裡,真的是比較落後的地方,目前你們看到的這些市容及建築,當年都不是這模樣,只有成大後醫系的成立,沒有任何醫學院建築硬體,醫院也還沒蓋起來,一切只憑師長用說的,你要不要相信這塊老師們畫出來的大餅呢?」教授回憶道,「那時,沒有醫院主治醫師的位置,只有助教的位置,助教的薪水很低,對要養家的我們來說是個很大的衝擊;為了補貼家用,老師還會幫我們找兼差的機會,所以我們常到不同的醫院賺錢以顧家計。」 成大後醫系的學生起初並沒有教室可供上課,他們一批批被送至臺大醫院接受訓練,而張教授彼時也得每週回返臺北,幫忙帶領這批學生。教授嘆,第一批南來的六名醫師裡,他是唯一留下的,其他不是去開業,便是離開或回臺北去。幾年後,成大醫院正式啟用,第一、二批「先遣部隊」甚至還趕上掃地、搬桌椅、糊壁紙這些雜務,可以說,成大醫院真是在「他們手裡」逐步成形。 醫院開張了,醫護人員卻人數短少——以家醫科為例,當年元老只有三名,一名主治醫師兼主任,「就是我。」一名住院醫師,還有一位護理人員。病人也少,因為成大醫院的定位在醫學中心,為轉診的後送醫院,病人無大病痛不會來成大,再加上才剛創立,名聲尚未建立,病人也不敢被轉介來院。張教授想,家醫科屬性相當於基層醫院,那麼何不由成大家醫科自己來完成轉診工作?於是乎為解決各科無病人的窘境,戴東原院長帶著張教授一起向勞保局提出了「以成大家醫科為轉診窗口」的想法,由家醫科當第一線評估病人,再轉至其他各科,如此才能衝高各科的門診量。此舉不但獲得勞保局的同意,回到成醫,院務會議馬上通過家醫科同時開立七個門診以供轉診之用。但家醫科醫師少,如何因應呢?「我很感謝當時各科所有醫師的支援,那時他科的住院醫師都來幫忙看門診;所以你翻看舊病歷,會發現民國七十七、七十八年時,家醫科門診章下蓋著許多現在其他科主治醫師的章,很好玩的。」 但戴院長覺得,醫院已經逐漸上軌道了,家醫科也必須發展自己的主力才行。於是張教授那時每週不支薪回臺大開教學門診,就是為了與臺大維持良好關係,延攬人才。這段時期,張教授注意到有位醫師非常傑出,也是臺南人,是以張教授向恩師謝教授提出要求,「老師您要給我人才,才能提升南部的醫療水準。」他素知這名年輕醫師孝順,也有心回故鄉服務,因此趁機邀他加入成大家醫的行列,這位醫師,就是盧豐華主任。 張教授再找了一位宋元宏醫師,三人一星期開了十二診次,餘下時間,三個月內合寫了四篇論文。教授回憶,他們每天加班,張教授改論文改到十一點,另兩人就得加班到十二點至凌晨,隔天再續寫。「但也因為這樣,他們都馬上取得了講師資格。」 另一位從臺大延攬而來的,是那年正擔任總醫師、聰明而富實驗精神的楊宜青主任。和盧主任一樣,楊主任來到成大後先是升任主治醫師,接下來也發表不少論文而升上講師。「盧主任和楊主任這兩位可說是成大家醫科的關鍵人物,有了他們,家醫科運作起來,名聲也打響,後來才能維持每屆招收四名住院醫師的傳統。」 時至今日,成大家醫科已二十三屆。歲月又遠又近,除了當年的創科元老們都仍留在成醫為科部奮鬥,從成大家醫科畢業的醫師也早開枝散葉,分佈各地。「我的理想是,從成大家醫科訓練出去的醫師,能適得其所,依照個性,想做研究的留在醫學中心,適合做服務性工作的,就到社區醫院去。家醫科醫師,個性不要太保守,積極、活潑一點會更好!」張教授笑說,「像南部很多地方醫療都還很缺乏,所以你問我達到理想了沒有?我的答案是,還沒。夢想中,各個層級的醫師,可以聯合起來發揮所學,成立一個雲嘉南地區的成大家醫科網絡。」 但是,夢想有被夢想的權利,它仍然在進行。未來,由成大家醫科出去的醫師們,也將繼續像種籽一般在各處落地茁長,如藤蔓爬行開展;一如當年,一切都從荒蕪的南國開始。
在心底支持我的,那些溫柔
「行醫的過程中,最要感謝的就是曾經提攜我、幫助過我的人,」教授虔心道,「像是謝維銓教授,當初為我扛了很多重擔,一位老師要堅持著自己的原則很不容易,但他做到了;另一位就是戴東原院長。我跟著這兩位老師學了很多東西,一位讓我進入體制,一位給我機會開創理想的家庭醫學科。」 「另外,還有盧主任及楊主任,他們常常跟著我加班,替我把師長傳承的身教繼續地傳下去。」 此外,年輕時行醫的事,也令他印象深刻。張教授在臺大擔任住院醫師時,某晚值班,其他住院醫師的一名血癌病童在白天做完化療後,疑似腹內出血,情況急轉直下。病童的父親在晚上七時趕到,急問張教授怎麼了,張教授盡力解釋,說小朋友的病情也許要轉加護病房。那名父親一聽大發雷霆,足足罵了他兩小時,張教授耐著性子聽完,仍向該名父親建議,「現階段我們應該要向前看,如果不送加護病房,總是很危險。您說的我知道了,我也很同情您的情形,但孩子還是要趕緊來處理,不知道您現在希望我們怎麼來幫您們呢?」病人的父親道,「讓他留在這邊就好了,我不要讓他插管,也不要讓他的肚子被多戳一個洞。」 於是,張教授陪著那位父親徹夜不眠,期間,病童父親一直將情緒傾倒於他,張教授也靜靜地聽,直至清晨六點多,病童闔上眼。 處理完病人的後續事項,張教授趕赴七點多的晨會,向主治醫師報告,沒想到主治醫師聞畢的第一個反應竟是:「病人有簽autopsy(解剖同意書)嗎?」 「我的天啊,」張教授說,「我當時聽到,心裡真是既生氣,又難過。」 行醫路上如此直接碰觸的倫理議題,教授再舉一例,當時有位主治醫師為了升等做研究,每個孩童住院時,只要有慢性腹瀉的診斷,就會建議家屬要做自費三千至四千元的大腸鏡及切片,出來的論文結果當然可以登在好的期刊上。然而,也有正直的住院醫師看不過去,勇敢地拒絕自己的病人被做鏡檢和切片,張教授很佩服這樣的醫師,雖然他後來並沒有留在醫院擔任主治醫師。 另一次,是張教授來成大後,病人給他的感動。一位患有腸胃道腫瘤的病人,因合併有糖尿病,被轉來家醫科。在家醫科的看診期間,因為化療及病情惡化的緣故,病人愈來愈瘦,走路也愈形緩慢。某天,病人問他:「張主任,您喜不喜歡寫書法?」張教授答,「書法我有寫,但寫得不好。」「所以您也不排斥書法囉?」「是啊。」某次病人回診,便提了一幅很長的書法作品到門診來,此後這幅書法就一直掛在張教授的家裡。「重點不是作品本身寫得好不好看,而是病人身體已經這麼差,他還用盡心力親自寫作,寫完還裱框。」教授說,「尤其病人不住臺南,他住嘉義,作品太長、太大,沒有車要載,他只好自己提著從家裡走到嘉義火車站,坐火車到臺南,再出後站走到成大醫院。他拿來後不久,就過世了。」教授想,這可能是這病人最後一次寫書法,而他是寫給他的。對此,教授深深感懷於心。「病人可能會用很多的形式來表達對你的信賴和愛護。我把它掛在那裡,是要時時提醒自己,我們要對病人好!」 最後,則是曾經共事的幾位醫護人員,在生死之際教會張教授的事,尤要一提的是因肺癌過世的腎臟科教授黃建鐘醫師。張教授最遺憾的,莫過於這位好友的最後一面,他沒有趕上。病中某次去訪,黃教授和他說起開刀後插管插入單肺,過了幾天才被發現的烏龍事件:「一側肺部塌陷了,只好做支氣管鏡,用沖洗的方式將肺裡的痰與污物清洗出來。那樣的痛苦,真讓人生不如死!」也是經歷了這樣的痛苦,黃教授才領悟到一件事,「要當過病人,才知怎樣當醫師」。 「所以,我把他的這句話送給你們,也算是我的結論。」張教授說,「『我以前認為我對病人很好,現在我才知道,我對病人實在還不夠好,還不夠慈悲。』」
後記
訪談結束,已是深夜十一時許。窗外成功大學球場的燈光仍精白亮著,年輕的男學生們奮力跑跳,籃球在框上彈射,球鞋摩擦球場煞煞作響。當年,提著行李南來的張教授也沒有比他們大上幾歲吧? 初入成醫,以為教授是不苟言笑的權威前輩,因教授對年輕醫師們醫業及報告上的嚴格要求,總讓學生們做報告時戰戰兢兢,唯恐達不到標準。後來才知道,教授懂得生活,也相當風趣,不只看診時總和病人談笑,診間笑聲甚至常轟傳隔壁;更常用輕鬆態度,舉重若輕地教導學生該明白的事,或設身處地為年輕醫師們解決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困難。 幾次與張教授或和其家人共同聚會,又可觀察到教授與妻女的互動。私底下,教授成為溫和講理的先生,及折服在女兒面前的父親,這樣的家庭氛圍,經營起來十分不易,何況是教授還得將大部份的心力投注於他創立的家醫科,這一切,也有賴張教授家人的支持與包容。 我們動用數個夜晚,將訪談內容整理為文,一方面為已滿二十三歲的成大家醫科留下點微小見證,一方面也擷取教授人生精要,濃縮成短短故事。真實人生太精采,文章所記,鳳毛鱗角。但我們有此緣份與機會,分得前輩一點睿智與經驗,實在令人珍惜。於是,這就是身為學生的我們唯一能替老師做的,小小事情。